道德讲堂：“走进”衡州监狱，邹鲁军漫谈古代监狱历史文化

最早的监狱随着夏朝的建立而产生，经过商、西周、春秋各时期的发展，形成古代监狱的雏形。近日，衡阳文化学者、资深律师邹鲁军做客国学讲座，漫谈古代监狱历史文化《囹圄内外》，探究古代监狱的来龙去脉。
　　尧舜禹时期，皋陶制定并完善了各种法律制度
　　皋陶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脸色发青，嘴巴尖尖的有点像鸟嘴。但长大后的他却多才多艺，既能制作农具，又能制作乐器——尤其是一种长鼓，这种长鼓还被命名为“皋鼓”。后来，因为皋陶为人正直、铁面无私，办事又公道、光明正大，就被舜任命为“士师”，也就是部落的司法官，主要管理刑狱。
　　当上士师后的皋陶，非常善于管理监狱里的诉讼。对各种案件的判罚都有理有据，公正合理，从没有出现冤假错案。
　　期间，皋陶还对舜帝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为重”。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一个人因立功受了赏赐，也应该遗留给他的子孙。对于过失犯罪的人，处断时要从宽；而对待故意犯罪的人，就要严肃处理。对于犯罪事实不清楚的人，要从轻处理；对于有功于国的人，虽然功劳里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也应该从优赏赐。皋陶执法严谨公正，注重教化，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据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就由皋陶制定。传说，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献给大禹。大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去实施。《狱典》归纳了偷窃、抢劫、奸淫、杀人等多项犯罪的轻重，给予不同的量刑。同时，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比如“五典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简意赅，比如“昏、墨、贼、杀”等 。
　　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五教”、 定“五礼”、 创“五刑”、 立“九德”、亲“九族”。
　　兴“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定“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
　　创“五刑”，是指皋陶在虞舜时期，将黄帝以来（即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并在原来“象刑”的基础上，制订了劓、n、椓、黥、辟等几种刑罚，创立了“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
　　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
　　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的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
　　正是因为皋陶在司法方面的功劳很大，影响也很深远，后人把他尊为“狱神”，专门建庙造像。而在监狱里无论是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皋陶的塑像顶礼膜拜。
　　中国古代监狱最早出现于夏朝
　　中国的监狱起源于夏代的丛棘，亦称“棘丛”。棘，植物名，亦称“酸枣树”,多生于山中和野外，开绿色小花，叶呈椭圆形，茎上多尖刺，秋后枝干老化，尖刺更加坚硬锐利。为了惩罚战俘和奴隶，奴隶主就到山上砍来山枣树，编成围墙，将囚犯困人丝棘之中,“系用徽墨，(置)于丛棘。”
　　到了商代，监狱逐渐发展为“牢”。《说文解字》译为“牢，闲养牛马圈也”，也就是为了防止奴隶脱身，奴隶主将奴隶用绳索捆绑起来，圈于“牢”内，不使脱逃，后又发展为“画地为牢”，意为画地为圈，坐圈为牢。
　　圜土是夏商周监狱的通称，土筑圆形围墙用以拘押囚犯。《竹书纪年》记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帝芬是帝予之子，约在公元前17—20世纪之间。《释名·释宫室》解释：“狱又谓之圜土，筑其表墙，其形圜也，”实为土牢。郑玄注：“圜土，狱城也。”
　　嘉石是古代监狱的另一种模式，方式为戴桎梏坐嘉石加上强制劳役，是耻辱刑与劳役结合的刑罚。《周礼·秋官·大司寇》： “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末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石，役诸司空。”嘉石，即文石，“有文乃称嘉”，也有人解释为石上刻有“嘉言”，即教育人改恶从善的语录。
　　经过风雨的洗涤、岁月的锤炼、历史的演变，监狱到了汉代逐步“炼”成，也就是说将囚禁罪犯的场所逐渐称之为“狱”，是从汉代开始的。同时，把囚犯细化分类、监狱的设置管理　以及对囚犯的惩罚和劳作提到议事日程，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到了秦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狱体系，监狱的最高管理者称廷尉，廷尉是最高司法长官，管监狱只是职责中的一部分，地方上监狱当然归郡守、县令管理。
　　两汉时期，国家还基本沿用秦制，中央仍设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廷尉的职责是管理天下刑狱，每年全国新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州郡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有时还可以驳正皇帝、三公所提出的判决意见。廷尉根据诏令，可以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大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监狱管理基本沿袭了汉朝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开始正式将 “徒”刑列为 “五刑”之一，由古代的“五刑”（墨、劓、|、宫、大辟）变成封建社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我国监狱管理由早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唐朝中央设有大理寺狱，京师及州、县均设有监狱。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与囚徒至大理寺复审，按律例复问其款状，情罪允服后始呈堂准拟具奏，否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其与律例严重抵牾者，或调他司再讯，或下九卿会讯，如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误则纠之。大理寺审理案件，初期置有刑具和牢狱。
　　明朝在前代唐宋监管制度的基础上，把狱囚待遇进一步制度化，如《大明令·刑令》就规定：“监狱枷杻常须洗涤，席荐（草席）常须铺置；冬设暖匣，夏备凉浆；无家属者给米一升，冬给棉絮一件；夜给灯油，病给医药。” 还分别轻重劳役、允许家属入视等制度。但事实上，明朝的监舍破旧，狭小拥挤，劳役秽苦，饮食克减，狱囚生活极为恶劣，他们“备储痛楚，十不一生”，“往往瘐死” 狱中。
　　到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省、府（厅）、州、县各级都有监狱设置。地方行政、狱政不分，长官职责一统，具体掌管监狱事宜的属官，在府一级设司狱司，有司狱一人，掌管司法狱政；在直隶州或州一级设吏目，“掌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 （《清史稿·官职志三》），即负责助理刑名狱事；在县一级有典吏一人直辖刑狱、稽检狱囚。各级监狱设狱卒若干人，担任看守、杂役。清朝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监狱改良运动，其关键人物沈家本主张采用当时西方最新监狱标准，改造中国监狱，使中国监狱进入世界先进监狱的行列。1909年，清朝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1910年动工兴建；1911年清政府灭亡，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收该监狱并将其修建完工。（衡阳日报 记者 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