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讲堂：张颂华主讲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一座高峰

书院是唐中后期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初时，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隐居、治学之地；到了宋代，书院便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
　　“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晚清重臣曾国藩《重修文定书院记》的这两句话指出了衡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地位。近日，衡阳“才高八斗”全民国学电视争霸赛精英赛冠军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向大家讲述衡阳书院的发展。
　　邺侯书院是衡阳书院史的“鼻祖”
　　追溯衡阳书院的起源，位于南岳衡山的南岳书院（即邺侯书院）是衡阳地区最早出现的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它是唐代传奇宰相李泌的儿子随州刺史李繁为纪念其父在南岳读书而建，既奉祀、藏书，又供人游览、讲学。
　　邺侯书院曾有三处：一处在集贤峰下今岳云中学内。宋宝庆年间，徙建于集贤峰下，改称邺侯书院。后因战乱被毁，嘉靖十三年在其旧址重建，以祀古今留寓南岳之名贤，改称集贤书院；第二处在烟霞峰下。原为唐代邺侯李泌隐居之故宅，名端居室，即藏书处，岩上有李泌手书“极高明”三字石刻；第三处在烟霞峰腰（即现存的邺侯书院）。清光绪十六年，邑人陈治与集贤书院山长戴心葵等移建邺侯书院于今址。民国二十一年重修。现为一进五间石室，石墙灰瓦，悬山式建筑，十分简朴，却也古风古貌。石屋内已无藏书，也没有其他历史资料可供浏览。正中塑李泌像，四周悬挂有关邺侯的故事典故绘画。石屋外空坪对称地竖立两块巨石，上面刻有郭沫若先生访邺侯书院所提写的诗词手迹“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
　　书院培养造就出了名人，名人让书院影响力更大，声名远播的书院又能吸引更多的名人来书院，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号称“中唐第一贤相”的李泌与南岳的渊源，让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南岳书院从诞生之日起就笼罩了一层耀眼的名人光环，为后世衡阳书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起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李泌，那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踏入朝局之日就一定会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也十分清楚施展报国之志的前提是自己能够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凭借学贯三教的修行与智慧，李泌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态度，最终让自己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既能报国有为，又能善终自全。
　　可以说，李泌以经天纬地之才和忠贞淡泊的心灵，实现了大自然和政治的高度默契统一，达到了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极高：“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邺侯书院也因为李泌的传奇经历成为读书人向往的圣地，从而成为唐代最有影响力的书院。
　　宋代的石鼓书院与文定书院见证了衡阳书院的发展与繁荣
　　今天的石鼓书院是衡阳的一张文化旅游的名片，基本上生活在市区的衡阳人都去过石鼓书院和石鼓广场，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石鼓广场上有一座雕塑，上面有七个人，这七个人就是著名的石鼓七贤，他们都是历史上为石鼓书院的创立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按照时间顺序首先要讲到的是七贤中的第一人韩愈。
　　石鼓书院建成于宋朝，但究其源头却要从唐朝说起。韩愈不是石鼓书院的创办者，也并没有在石鼓书院讲过学，但是却有不解之缘。在唐德宗贞元3年，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石鼓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经衡州，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其中的“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为全篇中的名句。
　　石鼓七贤中的第二个人物是李宽（又名宽中）。唐元和五年，李宽被韩愈的《合江亭序》诗中描写的美景打动，放弃了当时名相裴　　的入幕邀请，不远千里从北方来到了衡阳，一经停留便再无去意。于是，李宽在衡阳城北蒸水与湘水交汇处的这座小山上筑庐读书，形成了李宽中秀才书院即为现在石鼓山书院的雏形。
　　在经过唐末和五代的百年沉寂后，衡阳书院的发展在宋代迎来了一个高峰。宋代的文教最为昌明，书院最为发达，这一时期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而石鼓书院就在这时诞生了。
　　宋初，石鼓七贤中的第三位李士真（李宽在衡阳的后裔族人）慕先人之高义，拿出自己的私财在李宽读书的旧址之上重新修建书院，开坛收徒讲学，先后被宋太宗、宋仁宗两位帝王御赐“石鼓书院”匾额。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这里成为了诸多理学大师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思想的平台，书院因此而走向鼎盛。
　　石鼓七贤中的第四贤便是大名鼎鼎的理学鼻祖《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在中国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浙江天一阁的藏本中，有一本明代衡州知府李安仁等三人合著的《石鼓书院志》中有这样的记述：“濂溪周公敦颐，古今称为绝学，其有声于石鼓，当不下唐宋诸儒。”这就说明周敦颐极有可能在石鼓书院讲过学，做为最早来石鼓书院讲学的学术大师。
　　第五、第六位是对书院的历史地位、学术地位影响最大的两位学术泰斗——张栻和朱熹，他们二人与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栻十分景仰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在胡宏去世前来到衡阳拜其门下。张栻凭借其个人卓越的才华将湖湘学派推上了历史的高峰，并奠定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学术传统。朱熹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张栻在完成了“朱张会讲”之后来到石鼓书院讲学，张栻请朱熹作《石鼓书院记》，为石鼓书院确定了办学的宗旨、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相关章程，使石鼓书院之名有声于天下。之后，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由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这就是著名的石鼓书院“三绝碑”。
　　石鼓七贤中的最后一贤名叫黄榦。他的名气比起韩周张朱几位要逊色不少，但其人在南宋一朝名声却是不小，他是朱熹门下四大弟子之一。他对石鼓书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提举湖南学政时，奏请朝廷，用国家财政资金买下了茶陵田350亩做为石鼓书院学田，以此做为书院的经济来源来供养学生。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件极大的善政，为石鼓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宋代除了石鼓书院之外，衡阳还有另外一座书院也开始声名鹊起，这就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创办的文定书院（现为岳云中学“春秋楼”）。胡宏因为坚定主张抗金，所以在秦桧当政时期坚决不与其合作，只在其父创办的碧泉书堂讲学，而后因其父胡安国被朝廷破格赠谥为文定，为纪念其父于是将碧泉书堂改名为文定书院。做为湖湘学派奠基人的胡宏，除了学术精湛之外还特别善于培养学生，如张栻、赵棠、向语、赵师孟、吴翌 、彪居正等一大批南宋著名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从此走出，文定书院在南宋迅速崛起，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其影响力已经不亚于石鼓书院。
　　清代，船山书院成为衡阳书院的“执牛耳者”
　　随着清朝思想专制的空前加强，大兴文字狱，衡阳的书院虽陆续恢复，但已经失去了往日自由讲学的学术氛围。而衡阳书院重新复兴的标志就是船山书院的创办。
　　近代历史上，湖南人常以事功鸣于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以一介儒生草檄于乡里，挥旌于荒野，以儒生转型为武人，铸成数世勋名，实乃旷世罕见。这批成功的湘籍人士中，有不少是从衡阳走出的，与衡阳的书院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的两位曾国藩和彭玉麟。
　　曾国藩曾经在衡阳的双桂书院读过书，特别是在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军之初，他饱受磨难与屈辱，最后不得不从长沙退到衡阳，最终在此编练水师，把湘军带向了成功，所以他对衡阳感情很深。在衡阳求学期间，他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之后即使是在南征北战之时，他也是每日必读船山之书。彭玉麟则是近代衡阳涌现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他曾经就学与石鼓书院，后以读书人的身份投入湘军，成为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这两位从衡阳书院中走出的杰出人物成为衡阳近代书院复兴的重要推手。
　　和曾国藩相比，彭玉麟对衡阳书院的复兴贡献更大。他除了积极参与自己曾经的母校石鼓书院的各项活动之外，最大的贡献就是亲自参与创办了近代著名的船山学院。
　　清光绪八年，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在船山书院的创办过程中，彭玉麟一个人就捐出了白银12000两，用于在东洲岛买地修建校舍，书院建成后他又以兵部尚书之尊亲自题写“船山书院”四个大字，并撰写楹联。而此时，曾国藩之弟两江总督曾国荃也将家中珍藏的《船山遗书》版片320卷捐赠给船山书院，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参与，船山书院从此“名声大噪”，迅速崛起成为衡阳书院的“执牛耳者”。
　　船山书院从创办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山长的选择和教师聘任，历任山长都是大儒，教师也多为当时的饱学之士，如陈文镒、夏时济、徐仁铸、黄遵宪等。同时，船山书院还有名儒掌管、名师开讲，有强人和雄厚资金支持，学院不发达都不可能了。如，在王闿运任山长之后，他果然不负众望为船山书院培养出了旷代逸才杨度，著名的王门三匠：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铁匠张正旸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迅速吸引了省内外学子来此求学，一时间有了“学在船山”的美誉。
　　但是，随着近代化的脚步来到中国，西学东渐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近代化的科技、思想、文化、教育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各种传统，书院这种在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形式也终于难以抵挡，随着民国的建立，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教学内容都开始走向现代模式，以船山书院为代表的衡阳的书院也无可奈何地向学堂或者现代学校转变，或是就此荒废没于野外，最终成为湮灭的辉煌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之中。（衡阳日报 记者 许 珂）